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 乔治华盛顿大学社区

郭玉贵：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学博士，现为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咨询顾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美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郭博士长期长期致力于国际比较教育学、美中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以及全球化的教育发展趋势等研究。他于2005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亚洲的教育优势：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和印度目前的教育成就》，自出版以来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挪威、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至少15份主要国际教育学术刊物的学者和专家（包括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对其撰写书评和评论，并为多所美国大学列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之一；2006年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在提交给布什总统的科教报告中，专门提及了该书的观点。郭博士近期完成的题为《借鉴美国经验：中国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必要性与历史必然性》研究报告，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引起包括政府教育部门在内的广泛关注。该报告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指明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以往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所不可能存在的新现象和新趋势，是由人类社会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特征所决定，因此是一种历史发展规律。事实上，最近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的五次教育改革座谈会中首次邀请企业界的代表出席，也从一定程度上侧面体现了该研究成果的价值。

2008年9月12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调研内容和重点问题(修订稿) 中确定进行深入调研的十个重大专题、三十六个子课题中没有这一内容。2009年2月6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就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若干重大问题继续公开征求的4个方面、20个问题的公告中没有这一内容。

当前国内教育改革有来自于民众的压力，有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有来自于受教育者的压力，有来自于政府的压力，但是恰恰缺少来自企业的压力。显然，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说，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最终必须要由用户来评定，用户主要是社会大众，不可能由工厂本身生产产品的人自己来检验，否则这在逻辑上是通不过的。而教育生产的是特殊产品 --- 人才，教育产品的生产由学校承担，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评判者是社会，按照国际经验来讲主要是企业，企业在社会上占了重要的位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学校培养出的人才的适用性和质量的好坏应由社会评定，我们的教育系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根据上述逻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领导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和教育委员会的理(董)事会的成员大都是由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正是这些所谓的“外行”将社会各界的“用户”对教育的需求和对学校生产的特殊产品---“人才”---的满意度及时反馈给教育系统。

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一大批在农工商活动中的资本原始积累中挖掘到第一桶或多桶金的工商界人士和宗教慈善组织即开始反馈社会，通过组建基金会等各种形式向社会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慈善和公益活动。据统计，在1860年以前美国的264所院校中，私立大学占247所之多，其中大多是由企业家私人或教会捐赠建立起来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著名“常春藤院校”就是接受捐赠而创立发展起来的典范。

除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外，美国企业界与教会对美国中小学的发展同样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殖民地时期，美国并不存在现代公共教育的概念，由社会各界捐助私立教育出现于公立教育之前。自19世纪前期美国各州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后，美国公立教育才逐步取代私立教育而成为主流。直至今天，私立教育仍然是美国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多元社会中，私立教育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一项变通的教育方式，代表了广泛的利益和传统，是公立教育的必要补充。

由于至20世纪上半期美国就普及了中小学义务教育，此时的美国企业界将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作为其主要的资助对象。各类基金会提供设立科研经费和奖、助学金的形式，鼓励教师、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申请。既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发展，也培养和扶植了一大批科学精英。据统计，在1953～1965年间，单单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过17位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科学家，由此帮助相当一部分美国大学成功转型为现代研究型大学。企业界在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既得益于后者为其输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更受益于后者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实践而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

从以上两个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界对教育的资助既有来自于美国各阶层由来已久的热衷公益事业的传统，也有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自身发展的需求，及时变换资助对象与重点，从而使美国的企业和教育形成互为依存和发展的特点。（实质关系：委托代理）。

在上述第二阶段的一百多年以来的整个工业经济时代，美国的企业和教育互为依存和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这种相对平衡开始被打破。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依赖于如自然资源、交通、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以及优惠的财税政策，知识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能提供受过良好教育和高生产力的人力。然而，当美国开始向知识经济转化并由此对教育提出更高需求时，美国教育制度恰恰出了问题。近30年间，美国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无法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美国新的产业革命提供充足和合格的人力资源。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美国近90%的新增工作需要大学或以上学历的知识经济时代，既不利于美国的全球竞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美国国家的安全。

对于转型为知识经济的企业来说，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美国企业据此发展、乃至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在其生存受到威胁的关头，美国企业界开始走上了教育改革的前台，主动积极参与到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中。近30年来，一大批得益于知识经济而涌现的新企业家以空前的热忱出钱出力帮助各地中小学制定和从事教育改革。企业教育的崛起，既弥补了教育的薄弱环节，又增强了企业的知名度。所谓“企业教育”，就是通过援助、参与和兴办教育的途径，向教育领域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与学校共同合作或相互竟争，以满足企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的兴教举措。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企业参与学校教育。著名的“波士顿契约”、“底特律契约”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82年波士顿地区近200家企业公司和波士顿公立学校签订了有名的"波士顿契约",以解决学生因就业困难而产生的厌学问题。该契约宣称,到1986年,凡具有最起码阅读能力和数学水平的高中毕业生,都保证能在这一地区谋到一个合适职业

。波士顿契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在全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波士顿契约的签订由美国道富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波士顿石化等企业与同波士顿学院委员会共同主持和制定了与波士顿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企业界和高等教育学校以及社区认为，改善学校的动机可能是，如果外部伙伴提供了大量学生和毕业生的承诺，那么教育系统将用以换取一个统一致力于改善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和要求。

公司和企业与教育合作的另一形式是企业收办学校,让学校直接为公司输送合格工人。所谓"收办"即公司为学校提供财政援助,并将自己的影响深入学校教育内部,而学校则为公司培训出合乎公司要求的新工人。在美国,越来越多富于魄力和远见的公司直接兴办各类教育,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成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提供了一份题为《公司课堂:学习的企业》的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内部开展的训练和教育计划如此庞大广泛,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学院和大学的一种替代方案。如企业每年用于教育和训练的经费约600亿美元,全国4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经费也不过是这个数字。在学生人数方面,大约有800万人在企业中学习,与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人数相差无几。在教育的学术地位方面,企业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到1988年,已有26个公司和协会授予学员学位。王安电脑公司、诺思罗普公司、阿瑟.安德森会计公司、赫马纳赢利卫生链式公司向学员授予硕士学位;兰德公司不仅给公司学员而且也向社会公众授予博士学位。（德胜木工学校与德胜平民小学）

再一种是企业资助学生自主选择学校。这是比前两种更为激进的作法，是基于对某些地区公立学校的失望，设立资助项目，资助学生进入私立学校就读，据以摆脱劣质的公立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对美国公立学校以巨大的冲击，目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犹他州等都存在。

美国从1989年以来一共开了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这种不定期召开的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机制，成了事实上的协调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领导机构。而分析这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的议题和文件，即可大致了解最近20多年来美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轨迹，尤其是美国企业界在推动美国教育改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1989年，力争成为“教育总统”的老布什在国会内推行教育改革法案接连受挫，决心向外界寻求支持。企业界迫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也在呼吁和帮助各洲进行教育改革，老布什决心联合这些力量，召开一次由总统和各州州长参加的教育高峰会议。1989年9月，在美国独立宣言撰笔者杰佛逊所创建的费吉尼亚大学的所在地召开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牵头和49个州州长参加的共商教育方针大计的“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没有邀请任何教育界人士，为什么？他们是阻力。除了费吉尼亚本地的国会议员外，会议也没有邀请任何国会议员参加。这种有意无意的遗漏却为以后的相互关系种下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与国会议员的关系。由于对国会阻挠其教育法案的不满，老布什在开幕式的演讲中意有所指地指出：“教育决不是共和党的事，也不是民主党的事，也不仅是联邦政府与各州州长的事情，教育是全国的事务”。

第二次高峰会议是在1996年。在一个历来是地方分权管理教育的国家中，人们非常不习惯自上而下的指示。因此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和目标，不仅受到各州教育行政官僚的消极对待，更是受到教师工会的强烈抵制。自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召开后的7年内，仅有14个州制订了参差不齐的州一级学术标准。处在全球竞争第一线的美国企业界深深感受到因美国教育质量的低劣对美国全球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在耐心等待多年无结果后，他们开始走上了前台。

1996年3月，美国IBM公司首席执行官主动请缨举办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40个州的州长和45个大公司的老总齐聚于IBM总部。与企业界的积极参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界的态度，与会的教育界人士寥寥无几（部分教育界人士作为顾问应邀出席），可以说是集体缺席。显然，教育界在整体上对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与会者通过3点共识：各州继续制定高水平的学术标准、制定各种测试和评价标准、建立学校绩效责任制。这最后一点是企业界的要求。因为多年来企业界对教育系统的低效、惰性、不作为等弊端深有体会，他们希望把管理企业的方式运用到学校管理上，引进企业的奖惩制度，以便从根本上提高教育系统的投入与产出效益。

第三次高峰会议是4年以后。1999年，为声援两党的教育改革，也为了平衡教师工会等利益集团的阻挠，企业界又发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的东道主又是IBM公司。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教育界首次派代表出席大会。包括各州州长、企业界领导和教育界代表共100多名与会者积聚在一起共商全国教育事务。与会者主要讨论了诸如向教师提供培训以便提高他们的质量等一些共同关心的议题——因为教师是关键问题。

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是2001年。当时，“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在两党争执处于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企业界和民众的支持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通过游说两党议员、公开发表声明、召开研讨会等形式表示支持教改。并专门于该法案通过前夕的11月再次在IBM总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对该法的通过作最后的声援。后者通过一系列民意调查表现出来。在上述民意的压力和企业界的声援下，最终在两党妥协的基础上通过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

相对于外交、国防、安全、经济、社会福利等这些历来在联邦政府职权范围内所制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政策，近四十年美国教育政策上的曲折过程绝对是个例外。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决不亚于我国文化革命时期的教育状况。如果说我国文化革命损害了一代人，而美国近四十年的教训也许是损害了几代人。以损害了几代人的代价换来了全国性的教育政策。美国企业界的功勋不可抹杀！

由比尔•盖兹等基金会赞助的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于2005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由于2002年通过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主要针对小学和初中，对高中教育涉及不多。于是针对美国高中教育未能向大学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的状况(资料显示：美国只有70%的高中生才能获得毕业证书、在发达国家中，从原来高中生毕业比例第一的下降到第17位、只有3/10的高中生毕业生已准备好升大学、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只有40%最终可拿到学位)，会议主题即是要重新设计美国的教育制度。比尔.盖兹在主旨报告中强调“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近100年前建立起来的，是针对那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设计的，已完全不能适应今天的时代要求，要求对其进行根本的变革”。与会者据此提出了10点行动纲领。与前几次高峰会不同，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已经不耐烦纠缠于诸如制定标准和择校改革等难有结果的老问题上，而是提出了非常激进的主张，并要求直接诉诸行动，可以想像他们已感受到因全球化而对高质量人才需求的压力有多大。

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和需求。如同19世纪美国教育为适应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而创建了公立学校以及与此相应的教育理论、内容、方式和手段，今天，美国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新的历史阶段，美国的教育也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以适应新的变化和需求。

然而，今天的问题远较上次复杂的多：一百多年前公立学校制度是在前无所有的基础上创建而成，今天美国的教育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革，更加任重而道远。从上面介绍来看，体制的惰性和利益团体的抵制起了相当的阻力作用。美国教育改革主要是由企业界、NGO、智库、地方政府和民众所推动。而阻力是来自利益集团——主要是教育界。美国教育界在整个20余年期间，被上面几种力量推动以后边缘化了，在改革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体缺席，这是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前所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这除了有上述分析的企业界感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和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企业界和教育界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分工不同，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是最具有效率和富于创新精神的一个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求最为敏感（先进生产力），对人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相对而言，教育系统就比较封闭，远离社会发展的前沿（象牙塔），在教育理念、内容、方法上因循守旧，加之既有的利益因素，均无法与时俱进地及时进行改革以适应前者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供求双方的矛盾和落差。无论从美国的实例，还是我们的调研都反映了这一问题。

然而形势逼人，时间不等人。作为全球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教育系统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同样需要通过创新来适应社会的变革。这儿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反映美中两国教育理念的革命性变革的出发点不同：美国从注重教育过程向注重教育结果转化，中国从注重教育结果向注重教育过程转化，但通过创新对各自的教育理念进行根本性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挑战所进行的努力却是一致的。因此全球化对人才的标准和规格要求显得高度趋同化，真可谓殊途同归（下图表明其趋势）。

在座的许多都是中国企业界的领袖，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向知识经济迈进，尽管目前知识经济的构成比重不如美国那么多，大约20%多。但是在金融危机后，真正在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产业升级换代和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大功夫，我国的经济会有大的改观。只要知识经济的构成比重增加到40%-50%，企业界就会主动找教育界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今天、昨天、前天在美国教育领域发生的事情，明天、后天都会在中国发生，只是在表现的程度、方式和形式上会有所不同。只要我们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而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很多东西要趋同。（抓住后发优势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照理，相较于美国企业界，中国企业界更应该感受到危机。如果说美国企业界在26年前“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中开始感受到美国中小学的数理成绩可能会影响和威胁到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长远竞争力，但是与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美国高等教育迄今在总体上仍然傲视全球。而反观中国的现状，我们可能还陶醉在中国中小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各种数理竞赛中摘金夺银的沾沾自喜中，沉迷在中国中小学的学业质量高于美国的洋洋自得中。当我们抬眼看看我们的高等教育，你怎么解释中国培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10个不到1个能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同样的比例在印度却高达25%。据瑞士洛桑管理开发研究院近年发布的主要国家《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在49个重要国家和地区中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排名第49位。而在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中有多大的比例是在中国一贯引以自豪的大学理工科专业深造的呢？更有甚者，近日一份《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的所谓“状元”全军覆没，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从这些例子中，难道导致这种所谓的“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教育体系是正常的吗？

所幸的是，近年来中国已有相当一批卓有远见的企业家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实践中去，尤其是今天与会的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汽车工业教育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赛扶SIFE（中国），以及因故未能到会，但我们都拜访过的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和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等。我对他们在参与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表示由衷的欣慰和衷心的感谢。

然而，针对当前中国企业界对中国教育改革总体无动于衷的态度，我在去年复旦论坛上曾感到困惑的发出感叹：这抑或是我国的历史传统、或者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氛围、甚或是我国的产业尚未发展到特定的经济阶段，以至于我们的企业界尚未感受到迫切的需求，或许都有。我不想在此作主观上的妄断臆测。我只想向我国的企业界奉献一段话。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一段闻名于世的话，似乎对中国企业界有所启示：“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人还被留著为我说话了”。

所有获选和获提名的基金会名称及其创建日期
基金会名称	创建日期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1994
Thomas B. Fordham Foundation	1995
Broad Foundation	1999
KIPP Foundation	1994
Annenberg Foundation	1989
Lynde &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1985
Heritage Foundation	1973
Pacific Legal Foundation	1973
Spencer Foundation	1962
Ford Foundation	1936
Kellogg Foundation	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