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三桂之降清】汗青《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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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谁主沉浮》
汗青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 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绕梁至今不绝。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

一，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明史》），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李自成虽然改了元，但诸书多记载其称的是王，这和称帝是有些不一样的。因此后来他到了北京后才会急于搞称帝的登基仪式，也才有诸前明大臣的不断“劝进”，以至对其他事务漠然处之，酿成大错。
要知道举行登基仪式是一回事情，劝进又是一回事情。劝进是在当事者不是皇帝的情况下，才能干的事，如果已经是皇帝，还劝个什么进。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清军入关，多尔衮进北京后，诸前明大臣根本就不知道大清已经有皇帝，对多尔衮“劝进”大拍其马屁，以至演了一出让人心酸而又愤恨的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吴逆取亡录》）。我看到这一节时，震惊愕然至不知所措。皇太极于去年年中病亡，顺治登基，至此近九个月时间，北京衮衮诸公居然不知道，只怕在一侧的洪承畴听了这话，呕血几升都是可以理解的，亏得吴三桂等人的关宁军追击李自成去了，不然的话，只怕也是会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舍生忘死和清军在关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最后突然发现自己这样居然是为了保卫这么一群糊涂蛋和如此一个朝廷，心里做何想都不为过。
且说李自成称王东进，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十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推《甲申传信录》，其《睿谟留憾》一节中记曰：“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并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奏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请为便。”
这些记载，无论可信度如何，内容都相差无几，而说的事情，也都集中在划地而治以及退兵这两件事情上，因此足可证实不是空穴来风。再一个就是其中虽然不乏要求崇祯禅位之类的威胁之语，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李自成即使在兵抵北京后，还是没有自信能够一举拿下北京的。同时他还在努力避免与正在赶来的吴三桂、高第以及在河南、山东等地窥势而动的刘泽清等明军进行大规模决战。所以他才一再以武力威胁崇祯，试图兵不血刃地和崇祯达成和约，让崇祯承认他的大顺王或者封他为王，达到裂土分茅的目的，然后全身而退。
因此，李自成的东进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彻底推翻明朝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以武力相威胁，以实现其裂土封王之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贴切。我相信近代的历史研究者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乃至漠视这些史料或者讳莫若深，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他们水准不够或者记性不好，只因为这涉及到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只得不提。
撇开这些记载，就从李自成的各地兵力分配来看，也一样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他自西安出兵时，号称二十万，多的记载说有四十万，但实际的主力部队按照目前各家考证，多以为约在十万左右，偏师刘芳亮部约一万多到二万人之间，大顺军至少有一半主力如“老营”等部队并没有越河东进，而是由高夫人等人率领留在了西安和山、陕境内，右营则由袁宗第率领增援去了襄阳。之后他一路招降纳叛补充兵力，同时又沿路分兵驻守所下各地，如高天琳等人，因此在抵达北京时，大顺军总兵力维持在大约十万余人左右，其中包括了唐通、白广恩等不少前明部队。这些部队的部署，顾诚先生在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论述颇多，其他明史大家也叙述详尽，尽管或有出入，但大致数字相去并不远，就不详究了。
如果李自成一开始就准备和明王朝倾力做最后的决战，在襄阳有白旺坚守，又已经派出了五大主力之一的右营前去增援的情况下，他已经完全没必要在山、陕境内留驻数量如此庞大的主力部队，留一支机动部队和一支守卫部队足矣。第二个问题是他只带领如此之少的部队就试图进攻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怎么看都不免过于儿戏。
北京毕竟是明王朝的心脏，火器和守备建筑都极其精良，满清先后三次围攻北京，最长一次时间达数月之久，都未能撼动北京一分，更不要说北京两翼和身后还有着可以随时勤王的吴三桂四万多关宁铁骑，山东总兵刘泽清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以及蓟镇边军等大批明军正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入京勤王，再加上京师的三大营和城内的缇骑厂卫，总兵力完全可以超过大顺军两倍以上。李自成再狂妄，也不会自大到认为只凭夹杂着明降军的至多十万人部队，就可以和两倍于他的明军进行决战，进而胜之然后包围攻下北京城。这种设想，无论后来的局势发展怎么样，在事前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是极不客观的。
此外，从西安到北京的一路上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一系列军事重镇，李自成也不可能在出发前预料能一路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顺军自己也一再说过，如果再有一个宁武关，他们绝无法进入北京一类的话。我们固然不可以凭此话就此论定，但从兵力、地理等因素来看，这个说法是客观的。
另外从战略部署上来看，李自成围攻宁武，增援襄阳等等行动，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缺乏战略目光，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东进行动确实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固守山、陕和襄阳防线，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予以据守，然后以一支前锋部队向北京推进做一次试探性进攻，看情况再决定其下一步的计划。这样，宁武之战则就可以理解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战术表现，对李自成来说，这是一次边境扫荡行动，增援襄阳也一样。这些都与他之前采用的顾君恩之策符合若节：“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明史》）。
因此，综合以上种种情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李自成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或是一次以武力逼迫崇祯谈和的行动，其目的是实现他裂土封王、画界而治的设想，而不是想去和明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为一家之说，这显然极大地降低了李自成近代以来被塑造出的光辉形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符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这一阶层的心理和思想特征的。
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何以在东进时派出右营增援襄阳，在宁武遭受重挫后就打算回军陕西了，因为他首先要守住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他占领了居庸关，又派出王永吉前去谈判，甚至在兵临北京城下时，他还在继续谋求谈判，希望可以与崇祯达成和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这些看上去和推翻明王朝这个目的极其矛盾的行为，也证实了这点。
然而，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不足，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于东进途中已经发现局面出现重大变化，在攻破北京一举推翻明王朝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调取任何一部兵力增援北京方向，这是导致他在山海关大战失败后，不能立足北京只能西撤的首要原因。

不过，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天下第一坚城北京，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攻破了。
李自成甚至都没来得及施展他诸如取砖、穿穴、放迸这些著名的攻城手段，北京就被攻陷了。
这固然可以运用我国的主流学说解释为人心向背是必然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太监内应开门献城，北京守军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等等事情，也都确实是莫测之数，事前没有谁敢说有十成把握，不要说两天，恐怕说半个月、一个月拿下北京这话，都没人敢拍胸脯。两天时间就拿下了一个尚有大半壁江山和百万部队的帝国首都，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况且即便外城被破，北京也还尚有内城可守，如果守上个两天等吴三桂、高第等部赶到后再谋他途，也并不是什么不好想象的天方夜谭。
但北京却确确实实只守了两天就被打破了。
大明朝固然已经穷途末路一定会亡，可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实在是一个偶然。从李自成出兵东进的目的，到宁武大战中的想退未退，还有宁武大战后的决定撤退，以及撤退前夜姜、王两将的两封降书，直至居庸关和最后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以及破城之速，都说明李自成的入京，不但崇祯和大臣们以及吴三桂等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一样没想到。所以他才会即使到了北京城下，也还在试图和崇祯谈判，谈他的那些分国而王的条件。
大明朝终于是亡了。
亡在了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结束它生命的李自成手上。

二，吴三桂和满清的关系

当崇祯自缢煤山的时候，吴三桂还走在前往北京勤王的途中。
对吴三桂这个人，历来的主流意见是他直接导致了中原易主，神州无复汉衣冠。如此重要的角色，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个人以及他在山海关附近的种种行为做一番梳理。
吴三桂，字月所，祖籍江苏高邮，生于辽东的汉镇中后所。吴家是个军人世家，他的舅舅祖大寿更是明朝辽东第一名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和满清的战斗中长大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三桂并不怕死。
在他少年时期，为了营救被清军团团包围的父亲，他曾经只带二十人就杀进了皇太极四万多八旗军阵中，斩杀清军王子一名，硬是救出了被围的父亲及其五百军丁：
“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吴三桂）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
当年三国名将曹仁对东吴一战，是周瑜军前锋的数千人围曹仁部将牛金三百人，曹仁率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杀入敌围，亡其数人，拔出诸军，众人皆叹曰：“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其时曹军为北军，骑射为长，东吴南人水战则为优，野地浪战，实不能过于曹军，至多是个相当。而三桂此战，以二十骑对四万之众，清军号称“天下精骑”，野地浪战骑射之劲冠绝当时，他能在如此对比下拔出被围的五百军马，比之曹仁实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吴三桂之勇“贲、育弗加也”，一点都不夸张，几可媲美常山赵子龙。
这几乎是小说演义中才会有的一战，既奠定了吴三桂军旅生涯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传奇名声，以至战后他的“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纪略》）此语中所说的四王子，就是满清皇帝皇太极。
吴三桂从军后成了关外明军的主力战将，每次明、清大战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不乏上佳表现，他率领的部队也是关外明军的抗清主力之一，同时也是明朝在关外坚持到最后的一支抗清劲旅。当年袁崇焕回援北京，在被崇祯下狱的那次平台召对中，身边就只带了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两员关外大将，还有一名是帮他背剑的贴身卫士，袁督师对吴三桂的器重，也由此可见一斑。
吴三桂自小悍不畏死，又有忠孝之名，对夷夏大防这一点也是相当坚持的，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在“分茅裂土之封”这样的荣华富贵面前，他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明清之间爆发了决定辽东大局的松山会战。最后清军获得胜利，明军主帅洪承畴、头号战将祖大寿以及大批将领战败归降，一部分明军将领或阵亡或被俘身亡。此战中不少人说他不顾洪承畴，率部先逃，这是不确的。
他的部队，确实是明军最先溃退的部队之一。
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吴三桂所部战斗力很强，又是洪承畴的学生，因此他在突围战中被洪指派为先锋出阵，其任务是填平皇太极为围困明军所挖的壕沟，让明军大部队突围。
但皇太极的那壕沟挖得极为刁钻：“凡深入八尺，上广一丈二，而下隘甚，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处着足，不得跃起”，所以在吴军填壕的过程中，清军“矢如雨下”，致使吴军伤亡极其惨重。随后总兵王朴所部率先逃跑，顿时冲乱了阵形，最后终于引发了八镇兵马的大溃。因此，指责吴三桂不顾洪承畴和大部队安危率部先逃是不确切的。在之后的突围中，吴三桂准确地判断出了清军主力是埋伏在小路，于是他率部下五百人偏走大路而去，得以杀出重围，然后迅速控制住了清军还没来得及占领的杏山和宁远城，开始在那里收编松山溃败的明军残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最后守住了宁远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
在此之后，他也试图与水师配合，继续前去营救锦州，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从宁远出动至杏山地区后，与清军对峙了一段时间，被迫放弃（明军陆军大约只聚集起了二万多人，水师七千人）。
但是，他占领宁远这一举动，已经导致清军在松锦大战后最终功亏一匮，终于没能彻底占据辽东，从而直接进逼山海关。以至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只能继续和吴三桂在宁远和山海关一线纠缠，无法突破这一明朝在北方的最后防线。
因此，皇太极面对吴三桂在松山之战中的表现，又一次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自此开始了对吴三桂长达近两年的大规模招降工作。
他先是亲自写信给吴三桂，说祖大寿、祖大乐等人都因是吴三桂的亲属而获优抚，希望吴三桂能“翻然悔悟，决计归顺”，紧接着又要吴三桂的长兄吴三凤，还有其亲戚、同僚、乡里如祖可法、裴国珍、张存仁、姜新、陈邦选、胡弘先等人以各种关系去劝说其降清，如张存仁是原宁远副将，他写信道：“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
吴三桂接书，俱不报。
十月，皇太极又一次亲自作书与吴三桂曰：“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然后又再次要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分析利弊，进行劝降工作：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 （《清太宗实录》）
也许是祖大寿捎去的信物——那柄虎骨靶小刀起了作用，吴三桂这次给他舅舅祖大寿回了信，但却婉拒了招降。
不过皇太极也确实是位人中豪杰，当得起爱才如命这个赞誉。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招降吴三桂的念头，而是再次亲自作书给吴三桂，可惜依然没有结果。
在招降吴三桂那些人中，其舅祖大寿因早先无子嗣，一直把吴三桂当儿子看，自小对他授以兵事，洪承畴则是他老师，吴三凤是他兄长，祖可法是他表兄弟，其余的人不是多年同僚就是邻居乡里，同时，吴、祖两家除了吴三桂父子二人和在南京的祖锦衣外，可说几乎全都被清朝所俘虏、招降，并且在清廷大都受到了高于原来在明朝所受的待遇。而皇太极允诺吴三桂的是封王之位，以他的能力、兵力和所占据的据点对明、清双方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肯定，他如果这时投降满清，位置肯定在汉军旗的三王之上，汉军旗第一人非他莫属，足以和八旗旗主平起平坐。
而且，此刻吴三桂在关外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严峻和危险的。自松山一战后，宁远就成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且远悬关外二百多里，吴三桂和他的部队，也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唯一的总镇级总兵官和最后一支抗清部队。按照吴三桂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孤悬海外”。
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皇太极病亡，年仅6岁的顺治登基。九月，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军第一猛将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便除去丧服，率军对宁远地区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先绕开宁远，攻打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一线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个明军卫所，中后所、前屯卫首先沦陷，中前所守将总兵黄色随即弃城逃跑，导致中前所未经战斗便落入清军之手。
这三城的失陷使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整体防线被破坏，宁远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局面的恶劣，让相当多的明军将士开始动摇，如宁远城内的明军守备孙友白，就在十二月偷偷越城而出投降了清军。
然而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吴三桂竟然还是拒不投降，不但不降，他还率军击退了济尔哈朗和阿济格对宁远的进攻。
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吴三桂，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合格的，不但合格，而且还相当出色。
首先吴三桂并不怕死，同时在名节和夷夏大防这些问题上的思想防线也很牢固，身为一个总兵官，面对即使是“裂土封王”这样的诱惑，也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同时他更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恶劣局面所压垮的人，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韧性和耐性都非常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顾诚先生在他的名著《南明史》里也有所论及。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吴三桂在崇祯朝亡后，首先选择归顺的是大顺政权，而不是一直在对他进行劝降工作的满清政权。具体的原因要是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很多，譬如明代儒家思想中极重视名节，吴三桂对崇祯有很深厚的感恩之心，他自小就和满清作战敌意很强，以及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乃至军人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但这些抽象的总结都没有那些实际情况更具有说服力。
于是，当吴三桂于甲申年三月二十日得知北京被破的消息后，在第四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三日，就正式宣布了他决定归顺大顺政权。在全军穿孝为崇祯及死难嫔妃发丧完毕后，吴三桂把山海关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大顺军，带着他的部队走向北京，去接受新君李自成的册封。
他以为，顺应天命的新朝开始了。


三，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决裂

说到吴三桂入卫，首先要说到他为什么从关外入卫速度如此缓慢这个问题。
部分人认为吴三桂自宁远三月六日撤退，到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再从山海关进军至永平的这段时间明显长得不合理，是在有心拖延，企图观望局势。这个说法，似乎与事实并不那么相符。
第一个问题，吴三桂组织的宁远卫大撤退，并不是简单地率部队撤退，而是要携带关外数十万百姓入关安置的大撤退。
关于宁远部队的撤退，崇祯和大臣们自一月起就在不停地讨论，崇祯甚至多次而为此大怒。争执的关键是如果撤回吴三桂，辽东就等于彻底丢给了满清，丧失国土的罪名崇祯固然不想背，大臣们也一样没人愿意背，于是就一直扯皮到三月四日（一说三月二日），等大顺军攻破宁武关占领大同，崇祯才下诏书命令吴三桂弃地入卫京师。
但崇祯的诏书里并不是只要吴三桂领军入卫，还要求“弃地不弃民”。此刻的崇祯，也仅仅只知道大顺军抵大同而已。而弃民之举，也确实是不太能让人接受的，因为那时候清军是靠掳掠人口为奴搞生产，并有“杀贫”“杀富”“杀士”之屠杀习惯，况且清军就近在锦州。
这道诏书三昼夜（如果三月二日发出的，那就是五昼夜）走了九百余里，三月六日到的宁远，按路程计算应该已经是晚上。
辽东居民的撤退人数按史书记载，是五十万人，这显然有夸大之嫌。但光是宁远城的辽民，就有八万之众，还不包括宁远军的家眷。其他如中前所等四个汉镇卫所的辖区，乃至觉华岛等十数堡、坞，前方沿至与锦州清军势力交界的中间地带内的辽民，怎么算也至少有不下二、三十万之众。因此吴三桂等人仅仅从七号到十号花了四天，就完成了全部的动员撤离工作，十一日起程，对于一个彻底的放弃家园的平民大迁徙行动，速度可说相当之快了。
带着几十万百姓的行军速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可以比拟的同类撤退，在三国时期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刘备率领的荆州百姓大撤退。虽然很可惜那是个失败案例，但照样博得了后人无数称颂：“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三国志》）
刘备日行十余里，吴三桂两百多里路走了五天，并不算慢。而当时的人，也确实都把宁远大撤退这一行动，比做刘备的荆州大撤退，把吴三桂比做了刘备。
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辽抚黎玉田等人开始安置迁移进关的几十万百姓和部分宁远军家属，据记载都安排在山海关周边四城之中。而在这之前一天，大顺军才刚刚接受了居庸关明将唐通的投降，这时连北京的崇祯都尚且不知道，更遑论山海关的吴三桂了。
三月十八日安置工作完毕，吴三桂所部开始奔赴北京。《南明史》写到这里，是这样说的：“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这“安插未定”一语，也是倾向吴三桂并没有拖延这一看法的。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部队才在永平知道北京被破的消息。
事实上，身处北京城里的崇祯也是到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兵抵城门，才知道大顺军已经抵达北京的，可见当时明军的情报系统无用之极。而从北京到永平，快马也要两天路程，即使北京十七日就发出了警报，也要到十九日才能到永平。
因此对吴三桂来说，三月四日接到宁远撤退的诏书时，他最多只知道大顺军逼大同，距离北京还有千里之遥；十六日到山海关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知道大顺军已经到达居庸关；而十八日他自山海关起程进京，从山海关到永平一带，大约两天时间走了一百五十里到二百里，这是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前进，即使全部是骑兵不顾惜战斗力的急行军，最多也只能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一天走一百里对于步、骑、炮混合军团来说，是相当快的行军速度。因此我们无法指责他前进缓慢，故意拖延。
因此，那么多的人指责吴三桂在入关时间上故意拖延，是没有考虑到李自成、崇祯、吴三桂这三方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差的，千万不能忘记那时候还没有电报和无线电，通讯是要靠人和马才能进行的，而且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连崇祯都不知道的事情，在北京东面数百里的吴三桂又怎么可能知道，并做出故意拖延的决定呢？
至于吴三桂、李自成后来仅仅只过了几天的短暂蜜月期，双方就关系破裂的原因和过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顾诚先生的总结和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由于受篇幅和著作重点限制，他这段写得很简洁，没有做长篇探讨，但语句精准，正文和注引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极大。
实际上顾诚先生所说的前两点，是可以合并为一个原因的，也就是抄没家产拘禁吴襄。顾诚先生没有合并的原因是，他所说的第一点在出处的原文中还有一段：“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甲申核真略》），一说家没父死，一说家没父未死，所以列为两条。第三点牵涉到陈圆圆，顾先生也另列为一说，应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个因素的。
关于陈圆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做过长文考证，试图证明陈圆圆早就在宁远病故，但未能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同时他考证的出发点也比较偏颇，黄裳先生曾经专门作文理论道：“姚（雪垠）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
不管吴三桂的父亲死没死，总之家肯定被抄了，父亲也是进了监狱，爱妾也被刚归顺的新君手下重臣抢了去。因此吴三桂认为李自成让他去北京是个骗局，“剪所忌耳”，其次是爱妾陈圆圆的被抢，无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耻大辱，尤其是明代这个士大夫极其重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基于此，任何人都会继续做出这样推断：退一步说，即使进京不是骗局，在刚刚交出山海关手中尚有四万人马的情况下，大顺军上下就敢如此对待于他，也可以想见入京以后所遭遇的情况，恐怕比目前更不堪。
吴三桂此时处于了一条夹缝之中。背后是从小就性命相搏打了十几年仗的满清，前面是在他看来态度恶劣的大顺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抉择其实是很困难的，远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把他脸谱化后再进行描述和判断，是不客观的。
在“冲冠一怒为红颜”后，他依然曾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和试图和平解决的努力。吴三桂首先是个军人，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残酷的搏杀，使他会在下决断前去尽量多方收集情报，然后才做出自己最终的选择。
不少史料记载，他在知道父亲被拘捕，家产被抄以后，都是坦然一笑，泰然处之，唯独听说爱妾被抢以后，就突然大怒抄刀断案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
对吴三桂的这个表现，许多后人都因此嗤笑说他那些所谓的忠孝是假的，不然何以这时他父亲还不如一个小妾云云。这些谈论，应该说是过分简单地看待了吴三桂这一历史人物，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表露的问题。
九成以上的史书都记载着吴三桂的复叛，是因为听说了陈圆圆被抢的缘故，口径基本一致。想全盘否定这点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推断的直接证据。因此就事情的过程客观地说，他应该确实是在知道爱妾被抢后才反复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说明了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与陈圆圆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这是纯粹的主因，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诱因。
换句话说，虽然毫无疑问吴三桂是在听说了陈圆圆被抢之后大怒起兵的，起兵必定有这个成分在内，但未必就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起兵。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诱发了他对大顺政权的怀疑和反感，从而让吴三桂开始对局势的判断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最后导致他决定降而复叛，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致使他反复。再之后，又因为李自成和大顺政权接连犯下了一系列决策错误和政策性错误，才终于使得吴三桂最后彻底与大顺政权决裂。

李自成一开始对拥有很强战斗力的吴三桂所部是有一定顾虑的。
他在三月十五日拿下居庸关时，就开始命令唐通写信招降吴三桂。在进北京后，他又派出了一拨与吴三桂关系极好的同僚去劝降：“持檄招三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云云，并允诺他“父子封侯”，后来又送去四万白银犒军。而前面派去劝降的唐通也是明降将，且和吴三桂在辽东并肩作战过，其他的在朝降将如大同总兵姜襄等人，也都和吴三桂曾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这些人的话，对吴三桂来说是具有相当可信度的。而且这些兵力和能力远在他之下的人，现在也都已高官厚禄，更是无言的雄证。因此在这时的吴三桂看来，被唐通等人“盛夸新主礼贤”的大顺政权，是“顺应天命”的新朝，是具有开邦定国气象的，加上明朝官吏纷纷投效，好象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于是他归顺了新朝。
有部分人认为吴从未归顺过大顺，这是不确切的说法。如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reic E.Wakeman,Jr.）先生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就这样写到：“吴三桂……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唐通在吴三桂、高第两人归顺后，马上就接手了山海关的防务，不存在他去攻打山海关的问题，自然也没有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此事，反而山海关是被吴三桂从唐通手里打下来的。
首先，顾诚先生发现在同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给多尔衮的揭帖中，说当时“伪镇唐通”到山海关来调取自己所部的马匹、军士“投顺流寇”。这个情况说明唐通当时不但已经抵达并接管了山海关，而且还对原明军守卫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这充分证明吴三桂、高第等人确实已经归降大顺，并且唐通也占据了山海关。其次是据当时的永平人、后来清朝的江川知县李某说，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他亲见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吴三桂纪略》），而这个告示内容中“朝见新主”云云，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经归顺了大顺朝。再一个是李自成随后在给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曾有：“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等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吴三桂等人已经归顺大顺军。另外有不少记载也都说吴三桂降伏大顺，唐通部接收了山海关，如《吴逆始末记》道：“贼并发银数万，遗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之后的问题，是当他走到丰润附近时，却突然得到了家产被抄的消息，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他很不高兴，但他在这个时候还是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判断，并一笑置之说，只要我到北京，就可以还回来。还有一些记载说，他把这解释为这大顺军不知道情况，所以不觉得有多严重。另外，吴三桂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清楚部队在攻下一个城池后会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少数军士乘机掳掠也是有的，况且他也并不在乎那点家产，只要他成了大顺的权贵，想要多少都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不会对他产生多大影响。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又接到了他父亲被下狱的消息。这也一样有不少记载，如：“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吴逆取亡录》）他这个反应，客观地说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况且这并不是没依据的乱做推断。在明、清松山之战后，因为吴襄大儿子吴三凤和妻兄祖大寿等一大批亲人降了清，而吴三桂又独镇关外举足轻重，所以在1643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吴襄就被崇祯以御寇的名义征调入京，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644年的元月，吴襄才被授予京营提督的官衔。如此一来，吴氏全家三十六口人（包括吴三桂的发妻张氏和爱妾陈圆圆在内），都开始在北京享起了清福，实质上这就是做了人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明兵部塘报具此事，他书并云吴襄于1644年元月入京有误，应是元月授官）。
现在李自成在京师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为避免吴襄逃跑或其他什么状况，干脆把他押起来做了人质，这确实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三桂很重视，惟恐他不降而进行的保障性措施。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是吴三桂的爱妾被抢，这就和前面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不但导致吴三桂完全推倒了自己前面对局势所做的推断，还引出了他另外一些非常不好的判断。
首先抢走爱妾这件事无论从那方面推断，都不会得出合理的、好的结果。因为误抢是不可能的，李自成既对吴三桂如此重视，已经连续派出了几拨人马来招降，还特意请吴三桂父亲写了信来，而他的头号大将权将军刘宗敏，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却在这个时候竟然抄了吴三桂的家，还拘押拷打他父亲索要钱银，并抢走其爱妾，这些行为是不可能以少数士兵不知道情况而误抢来解释的，这显然说不通。
所以他能得到的结论就只有两个：
一，如顾诚先生所说，吴三桂认为李自成对自己招降是假的，目的是诱骗他入京，彻底剪除自己这股势力。
二，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对他根本不看重，没把他放在眼里，或是认为剪除他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因此他和他的部下肆无忌惮地拘押他父亲，抄他家产，抢他爱妾。
吴三桂于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愚弄和侮辱，一向自视很高并拥有诸如“夷夏震慑”、“勇冠三军”等等赞誉的他，终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盛怒之下抽刀断案，发出了“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的喝声。

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候，吴三桂也还没有想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他在等待与李自成的谈判，并且也确实派出了人去和李自成谈判。毕竟，老父亲、爱妾还有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不是闹着玩的。吴三桂再怎么样，这时还不至于对自己的亲人性命漠视到如此地步，完全不做一点努力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这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违背了常识。吴三桂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是一头不可思议的怪物。
吴三桂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一则当然是怀疑李自成在耍阴谋想消灭自己，并且做为一个军人他也不甘被骗、受辱。二，可以借机是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李自成有点忌讳之心。如果李自成确实如唐通等人所说的那样“礼贤”，有混一宇内的胸怀，就该礼敬于他（不过归还家产和爱妾，至多再补偿点官爵和银子而已），以收服各路明军。三，这样可以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重镇，还有手中被公认明军中最强的四万雄兵做为强有力的筹码，用来和李自成谈判，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排出使者两人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书信，也许他真想对抄吴三桂的家这个举动有点补偿和安抚，一起带上的还有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与唐通汇合，继续劝降吴三桂。
同时李自成也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令白广恩率领约两万人的部队增援唐通，以遏制吴三桂。
事后看来，这个行动也显然是个巨大的失策。对吴三桂问题，李自成虽然有些重视，但还是没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他把袁督师组建的关宁铁骑，当成了他一路碰到的普通明军来对待，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过于轻率和轻敌。
当时的情况下，正确的解决方式是要么干脆不派部队去，摆出姿势以示自己绝无敌意，表现出招降的诚意。要么就干脆派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胁迫对方就范。
因为如果派去压制的兵力不足以制住吴三桂，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压力胁迫吴三桂俯首，同时又陡然加大了对方的敌意，这等于是狠狠推了吴三桂一把。如果当时由大顺军的大将带着压倒性兵力前去谈判，那么后来的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万一谈判不成，吴三桂根本没时间去招满清八旗军入关，也就没了孤注一掷的筹码，再客气一点允诺他父子的待遇不变、归还家产和爱妾，应该有很大把握压制成功，让他乖乖就范。不然的话，就干脆全歼吴三桂所部。
此时吴襄已被李自成从监狱里放出，也给吴三桂带去了金银财帛。可以说，这本应是双方就坡下驴的台阶，是剑拔弩张的两头猛兽之间，细小触须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如果处置得当，是可以做到皆大欢喜的。如果真的这样，历史也许能在这里改变它的进程。
可惜历史不会按我们愿望去发展，它永远都有自己的轨迹。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自成本人又再次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紧接着大顺政权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于是吴襄的书信和唐通的招降，不但没能让吴三桂安下心来，反而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大顺军的头号大将刘宗敏，对女色极其贪婪。据《甲申纪闻》载：“是日（三月二十一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说：“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庭闻录》曰：“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己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杨宛、顾寿二人都是和陈圆圆一样艳名远播的名姬，如此等等都证明了这点，尤其刘宗敏为得陈圆圆“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一事，如此事是真，则确实令人发指。
吴三桂派人来谈判时，吴襄虽然被放出了牢狱并优待软禁起来，但在陈圆圆问题的处理上，李自成却犯下了严重错误，再次暴露出他御下不严，或者说是对部下不法行为纵容的态度： “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渝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读书堂西征随笔》），很显然对刘宗敏的抗命，他显得并不那么太在意，或者是有点无可奈何。其实这是他一贯的问题，也是大顺军的传统。譬如在陕西时，就因为那里是自己家乡，他曾下令严禁烧杀抢掠，甚至有“马腾入苗者斩”的严令，可惜不到一个月就“抄掠如故”。
同时，刘宗敏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开始试用新式“夹棍”拷打原明朝降官，在天街先夹杀两人，大顺政权自此日起在北京实行“追赃助饷”政策。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
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首日被绑去刘宗敏府内（原田弘遇府）用“夹棍拷打”者就达八百余人，其追索标准是：“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帅七万，科道、吏部郎五万、三万，翰林一万，部曹千计，勋戚无定数”，相当数量的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第一天被抓的这八百多官员勋戚中以“英国公惨死最酷”（《明季北略》）。首日被抓的八百多人中，后来有近五百人死亡，整个“追赃助饷”期间被“拷夹”至死的官吏，最少有上千人之多。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大顺军将士借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开展，开始奸淫掳掠，其影响相当恶劣。
很多记载表明，面对大顺政权作为一个政策在推行的“追赃助饷”和“拷夹”活动，还有大顺军中一部分害群之马的烧杀奸淫行为，不少京城官员和家属、商户、百姓陆续开始逃亡，以至于大顺政权采取了连坐制度，一人逃走，十户连坐。于是相当部分在京的明降官和士绅，甚至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抱有了敌意。
要注意的是，吴三桂所部的辽军将士家属在京者不是少数，此前由吴三桂筹划的三月六日到十一日的宁远军民大撤退中，为保证家属安全，曾经从觉华岛先“雇海船，尽出家口”，不少将士的家眷自海路从天津卫上岸进入京畿安顿（《吴三桂纪略》）。
这一系列从北京逃出来的明官吏以及家属、百姓带来消息，还有吴三桂派往北京的密探们不断送回的情报，都让吴三桂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
吴襄的手下旗鼓官傅海山，也从北京逃出找到了吴三桂，对他说了“京城里的一应大事，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甲申纪事》）
北京城里发生的这些情况和大顺政权的所作做为，让吴三桂本人和他手下不少关宁将士，以及京畿、山海关地区的不少士绅、百姓，都开始对大顺政权产生了敌意，并且导致他们认为大顺政权不具备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这一情况，可以从山海关一带不少士绅商户知道双方决裂后，对吴三桂部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大力支持这一现象中得到证实，如乡绅、生员佘一元、郭应龙、孟四吉等人，纷纷出钱出人出物，“输助粮饷七千八百五十余两，稽察战马一百二十余匹”，吴三桂又从当地百姓中“新募兵数千，尤雄悍。”（《郭应龙奏本》、《临榆县志》）
因此，当吴三桂在几天后看到吴襄前后两封口吻截然不同的书信，再联系间中父亲偷送出来说被拷“亟来救父”的一封信，还有傅海山说的“吴老总兵已被闯贼刑法将死”等等情况，使得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封信是他父亲的本意。
明明是父亲被拷打甚酷，但这封信中却对自己极尽威胁之口吻。事实上，吴襄的第二封信，也确实可能是大顺宰相牛金星的大作，只是让吴襄抄了一遍而已：“此书本牛金星作，使吴襄书者。”（《明季北略》）
这一切，顿时让吴三桂又一次觉得被李自成的大顺朝彻彻底底地愚弄了一回。
吴三桂于是勃然大怒。
他当时的反应，和汉高祖刘邦面对楚霸王项羽以其父亲、妻子要挟一模一样，当着唐通和另外两个大顺朝文武官员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父亲助逆，声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线，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举动，也算是煞费苦心。
四月四日，吴三桂联合山海关一带的士绅乡民，与李自成彻底决裂，于山海关前消灭了前来增援唐通的白广恩部队，并把防线拓展到永平一带。
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仅仅十六天时间，大顺朝和李自成 “顺应天命”的新朝新君形象，就在北京、吴三桂以及相当部分关、辽军民的心目中彻底倒塌了。

在此先列出山海关大战之前的大事时间表，方便把事件发生的顺序理清楚。
三月十五日，唐通在居庸关写信给吴三桂劝降，并率部属八千人前往山海关。
三月十八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出发，前往北京。本日北京城破，搜索崇祯、太子不得。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得知北京被破，驻扎永平一带（距离北京约四百里，距离山海关二百余里）。唐通和大顺军使者带来吴襄第一封信进行招降。
三月二十一日，刘宗敏抢掠京城妇女，掳数十女人和国公家媳妇。此日已酉午刻，于煤山发现崇祯尸体。未时，发钱二贯买柳木棺，入崇祯，以土块枕之，停东华门外施茶菴。
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和所部将士宣布归顺李自成。此日辛亥，以帝礼改殡崇祯。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开始在北京“追赃助饷”，刘宗敏于天街夹杀两人。
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主持的大规模“拷夹”行动开始，许多明降官、宗室人财并尽。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丰润、玉田附近（丰润距离北京三百多里，玉田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从各种渠道得知家产被抄、父亲下狱（一说已死）、爱妾陈圆圆被抢，全军回师山海关，同时派出人员和李自成谈判。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部队掉头急行军，两天疾驰三百里，击败唐通的八千守军，拿下山海关。这至少是在二十七深夜甚至是二十八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从北京派出使者。从丰润、玉田一带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所以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在知道后，他从监狱中释放吴襄，并要其写第二封招降信，再调遣白广恩率部增援唐通，大顺军使者带着吴襄的第二封信前往山海关继续招降吴三桂。
在此期间，吴三桂则不断得到密探从北京来的情报，得知大顺政权在北京四处拷打官员，追索钱财，城内发生奸淫掳掠之行为。并获悉刘宗敏拒绝归还陈圆圆。
四月四日，吴三桂杀大顺一名使者，割一名使者双耳，对大顺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在山海关前击败唐通、白广恩的部队，和李自成彻底决裂。


四，形势诡异的山海关大战

从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回军山海关，到四月初四的山海关前的吴军、大顺军的战斗，这期间有九天时间，在这九天内事件的发生时间，是有点模糊的。
由于水平和条件的限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只能把整个事件的发展精确描述到这样的地步：三月二十七日吴军回师攻占山海关，二十九日李自成使者出（到），四月四日吴军于山海关击败唐通、白广恩。
这些资料的记叙不清表现在无法确认李自成的使者，到底是二十九日自北京出发，还是二十九日已经到了山海关。所以现在只能从时间和空间上去予以推断。
山海关至北京的距离，公路大约是七百余里，骑兵全速行军至少需要三天，而且一天两百多里的行军速度，是骑兵完全不保存战斗力的速度，如果需要马上投入战斗，骑兵一天至多走一百五十里而已。此点可见程本直的《白冤疏》，他在向崇祯说明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全速回援北京时的情况道：“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吴三桂能在两天内夺取山海关，一是由于和他同行的山海关总兵高第的部分部队，依然在山海关负责防务；另一原因是他的四万骑、步、火器混合军团迤俪不绝，在永平也驻有他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前锋是自永平进军，距离上就近了很多。
吴军三月二十六日在河北丰润、玉田一带降而复叛，李自成不会早于二十七日知道，然后他马上从监狱内放出吴襄，派出使者，这样的话使者有可能于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接着再调动兵马，最快二十八日一早出发，三日后到达目的地，也应该是三十日了，但部队必须全部是骑兵，并且到达后也会因人员、马匹体力消耗过大，导致无法投入战斗。所以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使者先走，大部队至少在六、七天后才能到，因此白广恩所部大约是在四月二、三日左右，甚至可能是四月四日才抵达山海关，随即于四月四日被以逸待劳的吴三桂击溃。
所以大致的情况是，使者有可能携带书信于三月二十九日到达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留之不表态或者假意同意招降（这点后面会提起，他的部将有此建议），四月四日白广恩部队到达后，双方爆发战斗。
自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四日这期间，吴三桂一直都在山海关大量收集北京方面情报，募集物资扩充兵源，考虑怎么应付“冲冠一怒”所带来的恶劣局面。同时，这期间他也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残明势力的消息。事实上，因为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安徽一部基本都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下，而残明势力远在淮河以南，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他和山海关总兵高第两部在就地补充兵员后，总兵力合计大约五万余人，其中包括吴三桂部众里最强悍的搀杂着部分“彝丁突骑”、“蒙古锐丁”的三千多子弟兵。以吴三桂突出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关外与满蒙八旗抗衡十多年的战争经验，消灭各方面都平庸无奇的唐、白两万人部队，确实易如翻掌，但面对随后大顺军必然倾巢出动的局面，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山海关一地的粮饷和兵员、物资等后勤补充，绝不可能支撑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很长时间，而且山海关一带地形无法机动作战，只能和在宁远一样固守杀敌。但北京所拥有的攻城火器之精良和数量之多，都远不是以前的满清可比拟的。况且他弃宁远入卫京师，本就没多带粗重火器，只能依赖山海关原有的防御装备，因此在山海关的守城战役将变得极为艰难。
另一个极大隐患，是来自关外的世敌——满清八旗军。如果他们一旦介入，对山海关进行前后夹攻，那将是个一面倒的灾难性局面。
四月六日，李自成接到使者被杀的消息，开始对吴三桂问题重视起来。
四月十一日，因刘宗敏等人耽于声色，以诸般借口推脱不愿出征，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吴三桂。同时吴三桂与他还在继续谈判，所以他再次派出使者去了山海关。
但是，为消除他出师之后北京可能动荡之隐患，大顺军在西华门外，将已经归顺并交出家产的原明朝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博平侯郭朋振、新建伯王光通、、平江伯陈治、清平伯吴遵同、永宁伯张锡等六十多位明朝高级官吏斩首。此举可以看出，大顺军领导集团并不真正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素质。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携带吴襄、明太子等，率领十余万余大军出京，留牛金星、李牟等人留守。

面对大顺军倾巢而出的局面，吴三桂此刻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率领五万部下与李自成血战到底，为已经消亡的大明壮烈殉国。不过他此前已经归降过了大顺，所以现在即使死了也只是为报私仇而死，恐怕在史书上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光彩形象。
二，再次归顺李自成，唾面自干，看着刘宗敏等辈“挟沅日事酣宴”，仰仗大顺权贵们的鼻息苟活下去。
如果吴三桂真的又一次归顺了李自成，恐怕马上就要和前来攻打北京的多尔衮来上一场龙争虎斗。这样的话，基本可以肯定史家必然会说他顾全了民族大义，有一些诸如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顺应潮流等等评语，譬如最近就有人一直在说尚可喜的降清是与时俱进，不是汉奸。
但做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一千八百年前的喝断长阪坡的燕人张飞张翼德，就对当时秦宜禄的同样行为，作出了他的个人评价：“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后问一句“随我走乎？”不走？抡起丈八蛇矛一矛撅死了事。其口气、态度轻蔑已极。（1）
显然，这样的人在人格上是并不值得尊敬的。这等于献出自己的妻妾给人，并再依附于对方。在汉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观中，无论这样做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基本上可说是个人格猥琐的人。
吴三桂面临的这个问题，是道德和人性的悖论，是个死循环，无解。

在第一次接获李自成起大军前来弹压叛乱的消息时，吴三桂就曾经一度自觉已无路可走，甚至想自杀了事：“吾忠不成忠，孝不成孝，何颜立天地间乎？有自刎而已！”结果被帐下拦住，参将冯有威等人表示愿意誓死杀敌，并出谋先收下李自成送来的银两用来犒赏士卒，然后一战灭之。此计为吴三桂所接纳，于是先收下银两，然后大破唐通、白广恩部。（《明季北略》）
之后其部将又“有进乞师策者”，如“胡守亮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谋士方献廷又献计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甲申传信录》、《甲申朝事小纪》）
当时看来，这不啻于唯一的自保之策，吴三桂以为然，于是他马上做了三个战略战术上的部署：
一，四月四日击败唐通部队后，军事上把防御线向西推进到山海关前的石河西和永平一带，以加大战术纵深，用空间换时间。
二，提出更具体的投降条件，譬如要面见明太子朱慈烺等等，表示出自己想谈判的诚意，继续去和李自成进行谈判，麻痹李自成，迟滞大顺军的进攻步伐。
三，派人去北京及周边地区煽动北京降臣为崇祯服丧，并散布自己为了替崇祯复仇，已经与满清联合要与大顺军决战的谣言，试探各个阶层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反应。
谣言散布出去后，得到的反馈是令吴三桂满意的。李自成并不在意这些，而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对联合满清也没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异议，但对给崇祯复仇的口号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支持，并在京城里掀起了一股反大顺政权的暗潮。不少地方贴出了有“明朝气数未尽，人思效忠”等语的大字报，刘宗敏私杀墙上有帖者几十家，不能禁止。到四月十一日，大字报终于贴到了皇城的城墙上。
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满清公然宣布要南下灭明的时候，绝大多数明朝臣子和百姓，包括史可法这样的人，也都还在一致称颂吴三桂的举动。
在四月下旬的山海关之战后，南明弘光朝廷于同年八月加封他为“蓟国公”，并赐银一万两，蟒缎两千匹，同年十月和委任书一起送到了北京。史可法更在《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中尊称他为“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等等，同时极为肯定他向满清借兵的举动：“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这些赞语可说评价极高。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吴三桂的这三个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些行动对其后发生的山海关大战，起着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山海关大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吴三桂最终成了汉奸，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吴三桂都确实是个出色的军人，远比李自成当时的表现来得出色。

吴三桂在经历了愤怒、绝望、犹豫等一系列的心理转折后，开始寻找绝境中的生存之道。
胡守亮、方献廷等人提出的向满清借兵的建议，开始让他动心。在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后，获得的的信息是大部分人对向他满清借兵的流言并不怎么反感，并支持其为崇祯复仇，这让吴三桂在绝境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终于决心向满清借兵。
大约是在四月八日到十日之间，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携带自己要求借兵的第一封书信，前往辽东与满清谈判。
在此之前的满清，只知道大顺军进逼北京，尚不知道北京被攻陷崇祯身亡的消息。但多尔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都已经意识到，大顺军将是他们日后强劲的对手，因此多尔衮已于四月初九日“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合计约十一万人左右开始南下，准备与大顺军联合攻打北京，或者先于大顺军包围北京。
四月十一日，清军越过辽河，随即接到消息，得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身亡。多尔衮面对这个情况开始犹豫起来，但熟知农民军情况的洪承畴极力主张马上入关，与大顺军决战：“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取道内蒙，走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关攻打北京，这是清军入侵中原的一贯路线。
四月十五日，杨坤、郭云龙在翁后（今辽宁阜新）遇到多尔衮大军，传达了吴三桂借兵的意图。
这个时的候吴三桂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他在信中称满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吴三桂确实不愧为一个具有相当军事、政治才能的统帅。
在这封信里他先说清身份表明立场，以两国之间的谈判为起点，摆明姿态是借兵。然后要求清军从中协、西协入关，也就是当时多尔衮正在行进中的内蒙——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而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这样一来，多尔衮会从西北方向进逼山海关之大顺军和北京城发起进攻，吴三桂则从东北方向开始进攻，大顺军和北京城将遭受他们的前后夹击。
同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历年来就是因为山海关掌握在明军手中，导致清军无法建立一条安全通畅的后勤补给线，而且腹背受敌，所以最后因人力物力消耗过大而被迫撤回关外。因此在击败大顺军、收复北京以后，清军已经是长途奔袭外加大战后的强弩之末，只要山海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清军基本不可能马上在关内长期立足。因此所谓的“裂土以酬”，最多就是把崇祯皇帝已经放弃的辽东让给满清而已，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当然是大喜，但也猜到了吴三桂想让满清和大顺鹤蚌相争，他好渔翁得利的借刀杀人之计，外加多尔衮和皇太极两人一直欲得吴三桂而甘心，于是当即回信表示借兵不成问题，但条件却变成要吴三桂降清。又毕竟因吴三桂和满清是多年的对头，现在如此轻易的就自己送上门来，他还是很有怀疑的，所以把杨坤留作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同时索要吴三桂答复。他在信中写道：“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随后他下令大军转向，直扑山海关，如此不但不中吴三桂的鹤蚌相争之计，反而以大军直逼山海关背面，一来胁迫吴三桂不得不降，二来等于拿刀顶着吴三桂的后背，让他冲上去先和李自成杀个两败俱伤，然后自己从容收拾残局。
这一年，他们两人的年龄只相差一岁，多尔衮三十二岁，吴三桂三十三岁。两个人都是十六、七岁起就开始了性命搏杀的军人生涯，都是二十几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统帅，正是一样的精明强悍，两个真正旗鼓相当的对手再次撞到了一起。

吴三桂一边准备决战，一边继续以假谈判拖延李自成的行动，以等待多尔衮的答复。
为了让李自成确信谈判是真的，他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生员刘泰临、李友松、谭邃寰和乡绅黄镇庵、刘台山、高选六人“轻身绐贼”，这六人在三河附近碰到了正在前来的大顺军主力，于是向李自成转达了吴三桂的谈判条件。这一计，极有效地迟滞了大顺军的行动。
此前吴三桂派去和多尔衮联络的郭云龙，已经带着多尔衮的回信和其妻弟拜然回到山海关。吴三桂于是一面再次派出郭云龙、孙文焕，带自己的第二封书信前往多尔衮处催促他快速进军，一面联合当地士绅准备抵抗大顺军的军事部署。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开始做战前政治动员。他先在山海关演武堂（至今尚存），“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同日，也就是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宁远卫辖下的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县），准备扎营休息，在这里他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二封求援信。
吴三桂因知道多尔衮大军改道东下，自己已经无法阻止，因此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首先要安民，同时不理多尔衮要他投降之事，依然坚持自己的明朝身份，信中大约道：“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多尔衮从这封信中知道大顺军已经逼近山海关，颇为着急，万一山海关为大顺军占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清军开始继续急行军，甚至连饭都不吃，饿着肚子赶路。他军中有两个朝鲜人都分别记载了这个情况。《沈馆录》说：“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饥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关外十五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燃藜室记述》说：“行五日，欲投宿于连山驿，吴三桂又送将官于九王，言贼兵已迫，愿促兵来救，九王闻即发行驰进。……翌日又早发到关门外，相距十五里地，一昼夜盖行二百里云，翌日平明驻关外五里地。关门内烟尘涨天，炮声乱动而已。”
四月二十一日晚，满清八旗军到达山海关外。
一场三个不同阵营之间，在战场上和庙堂中多方面进行的真正决战，即将开始。

李自成也许是被攻陷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是过于自大，认为在十几万大军的压力下吴三桂怕了，总之他轻易地相信了吴三桂的“谈判”，致使大顺军主力于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后，十五日到密云，四月十七日才抵达永平，期间走了五天时间。
之前在永平，李自成前锋就已经遭遇到了吴三桂的第一道防线，但这条防线基本是乡勇，轻易被击破。因为未见吴军主力，又加上吴三桂派来的六个当地士绅一再声称吴军“愿一见东宫而降”，所以李自成对前锋来报告乡勇拦路的情况并不在意，继续优哉游哉地一路前进，从永平到山海关，大顺军又足足走了四天。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十余万大军方才齐集山海关前十五里的七星寨。
不过即使如此，李自成还是比多尔衮领先一步赶到了山海关。
大顺军第一梯队四万多人，这时早已经在石河西遭遇到了吴三桂布下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由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大约一万人部队和临时招募的乡勇组成的混合军团，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但在吴三桂率领的部分关宁铁骑和吴三桂亲自指挥下，前后已经与大顺军连续十三战，诸书或云吴军“十三战全胜”，或云“十三战无胜负”、“前后十三战，胜负相当”等等，总之不管胜负到底怎么样，双方势均力敌是肯定的。大顺军前锋一直未能突破这道防线。
至此，吴三桂前两个部署的战略目的都已顺利完成，成功地延缓了大顺军的进军速度。
李自成率大军到达后，发现吴三桂派去的六名士绅代表企图逃跑，结果六名代表有五人被杀，高选身中三箭逃回。再看见前方迎接自己的是吴三桂严阵以待的部队，这时他方才知道自己中计，于是下令全军发起攻击，但这一日大顺军没有能攻破石河防线。
吴三桂在这道防线上并未布置他的主力，守营的人其实大多是乡勇。他一直以乡勇和关宁军互相轮换，作战时以关宁铁骑出击，防守时则换上乡勇。所以在战斗紧张的时候，关宁军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命令吴襄劝降吴三桂，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以示之前与父亲划清界线之意：“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这一着和吴三桂前次当着大顺军使者的面大骂吴襄一样，还算奏效，使得李自成没有动手杀吴襄，把他继续看押在部队中。
李自成于是亲自率大顺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半天没有胜负。到了中午，因为正好是吴三桂调回关宁铁骑吃饭休息，换上乡勇和老弱兵士虚张声势之时，加上大顺军兵力已经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李自成一举攻破石河西防线，高第部队和乡勇们损失惨重，大部溃散。但吴军主力却因此未受到太大损伤，就势撤回了山海关。吴军部分主力把守附近的四个卫城，坚守第二道防线，吴三桂本人则带部分主力和那支著名的突击队在山海关前结成大阵，居中策应，并和大顺军主力正面搏杀。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关下有四座卫城，东西两个分别叫东罗、西罗，南北叫南翼、北翼，和关城主体、长城、敌楼等防御设施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防御体系。
《明史》说，“自成善攻，汝才善战”，李自成一旦面临战阵，就马上表现他擅长进攻战的优秀战术眼光。
在突破石河防线后，面对山海关关城一带坚固的防御体系，李自成充分发挥自己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长处，自己率领刘宗敏等人以主力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正面搏杀，同时猛攻西罗、北翼两城，又派出唐通直扑山海关西面三十里的一片石，准备从那里攻破长城防线，以便绕到关外从背后向吴三桂发起攻击，彻底包围吴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一片石，又名九门口、九门关，在山脚下沟谷之中九个水门，《临渝县志》载：“大青河水自关外入，其水分九道而下，今名九门口”，关上建有二十多个敌楼、烽火台、战台等防御工事，在东北方向还有一个小卫城，东西向是二洞城门。一片石在关口和长城前都挖有拒马沟，形势和山海关一样险峻。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被冠以“京东首关”之名。
当日唐通部猛攻一片石，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强，不但防守严密，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派精锐缒城而下进行侧翼突击，多次击退了大顺军的进攻。
二十一日下午，从北京运来的红夷大炮送到一片石，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大顺军依仗兵力优势不断发起强攻，至深夜，一片石终于被大顺军攻破，残余吴军沿长城退向山海关。
唐通部队在大顺军占领一片石后，马上北出长城，开始向东运动，从一片石方绕向东面的山海关立营，向吴军发起进攻。可惜，此时他和部下在夜色中，没能发现隐藏在十五里外黑夜中的十余万满清八旗军。
从唐通率军攻击一片石起，吴三桂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包围，但却因兵力不足，陷入了苦战。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
这天战斗最激烈的是主战场边上的北翼城，曾一度被大顺军攻破。这里负责的是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他记叙这天的战斗说：“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吴三桂听说北翼被攻破，亲自率领突击队赶来增援，击退了已经攻进城内的大顺军，又守住了北翼城。（《明清史料》）
与此同时，大顺军的骑兵乘吴三桂不在，从山海关西北方向突破吴三桂本阵，大批大顺军直扑西罗城下，开始攻城。守城吴军以火炮还击，吴三桂本人因已经赶去北翼，所以派出部将赴援，在城下前后夹击大顺军，终于这一面的进攻也被吴三桂部队击退，大顺军这天“不复来战，相持竞日，遂收兵”。（《临榆县志》）
东罗城则是吴军向关外撤退的唯一通路，形势也相当吃紧，“危急劳瘁，倍于两城。”但这里因为离主战场最远，所以吴军凭借炮火和火铳、弓箭等远射武器，大量杀伤大顺军，虽然守得极其辛苦，但没有出现失守的危险。
当晚，吴三桂又派出了山海关当地士绅前往关外，告之多尔衮一片石失守，请他马上进军。但多尔衮却奇怪地没有进军，而是全军继续扎营休息。
到四月二十二日晨，多尔衮才移营至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上，把指挥所设在岭上威远台，继续观察吴三桂和大顺军动向。
其实多尔衮虽然已经率大军抵达山海关，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吴三桂真的会向他借兵。他和吴三桂在关外生死相搏长达十多年，知道这个“小吴总兵”绝不是个善男信女，所以一路上都在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和李自成合谋，想一举诱杀八旗军主力，并吞辽东。多尔衮抵达山海关后，曾经对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说过他的怀疑：“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耳？”（《明季北略》）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李自成睡得好不好无法知道，但吴三桂是肯定没睡好，甚至可能压根没睡。
从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凌晨，他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多尔衮虽然对他们和颜悦色，并一再保证不扰民，但却没有真的进军，连一个兵都没动。最后他派出了亲信谋士范文臣随使者回去，只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吴三桂剃发面见。
吴三桂知道这一去，就等于低了头，谈起来恐怕处处被动，因此死撑到底，二十一日晚到第二天凌晨这段时间，一直在派使者来回拉锯，而没有去见多尔衮。
二十二日清晨，大顺军从山海关内外同时向吴三桂发起了进攻。吴三桂军被严严实实地全面包围，和清军的联系已经断绝。
战斗开始不久，压力最大的北翼城少数吴军，估计是乡勇，突然开城出降，但旋即被吴三桂挫败。为了击退东面大顺军的进攻，吴军不顾清军就驻扎东面两里处，以大炮向东侧猛烈轰击，以至多尔衮一度误以为吴军是在向清军开火，戒意更浓。
吴三桂看见这样的局面，知道如果再耗下去，必定和周遇吉一样下场，因此终于决定去见多尔衮。
但面对大顺军已经形成的重重包围，他首先要突出包围圈，才能达到两里外的欢喜岭。
吴三桂的手下有支著名的的精锐部队，其中搀杂大量的“彝丁突骑”和“蒙古锐丁”。这是他自从军起就专门培养起来的家丁，专事冲锋陷阵。一开始编制为一千人，共二十队，每队五十人，打仗的时候“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再后来扩充为数千人，在关外屡战屡胜无往不利，所以即使在清军中也名声极响：“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遁也”（《明季北略》）。这两天的恶战中，吴三桂正是率着这支部队四处出击，居中策应，才屡屡扳回危局。
吴三桂当即从中选出一百余人，组成了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他率这支卫队突破东侧一万多大顺军的重重包围，冲进了清军大营。

多尔衮此刻还在对刚才的炮击疑惑不定。所以即使是吴三桂到了他的大营，也依然有点怀疑，质问道：“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明季北略》）。在身边洪承畴的支持下，多尔衮终于决定出兵。
然而，多尔衮知道，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正是逼迫吴三桂签定城下之盟的大好时机，如果此时不收服吴三桂，恐怕日后就再无如此之好的机会了。因此他坚决要求吴三桂先归顺满清，薙发，他才能出兵：“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
事到如今，吴三桂即使再倔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不由他不低头，无奈只得承认自己的窘境：“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
不过他此刻也不是全然低头，他对多尔衮还击的态度，既表明了他的无奈，也显得并不那么友好，还保留了一点豪气，对多尔衮依然隐含威胁：“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万]。使我有[多]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甲申传信录》）
凭借这一点气势，吴三桂在当时局面很不利，也不知道南明政权状况的情况下，多少为明朝的残余血脉争取到了多尔衮在协议上的保障和尊重：“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不侵犯百姓，不强迫汉人剃发、穿戴满清衣冠，清兵不能过黄河等等。
他和多尔衮在威远台上就双方达成的条件，“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归顺了满清，成为了满清的平西王。无论多尔衮以后履约情况如何，至少这时，他在道德上算是给自己有了点交代。
吴三桂终于剃了发，终于投降了满清，终于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古骂名。
多尔衮在吴三桂答应剃发后，大喜道：“天下入掌中矣。”
当时三方的兵力状况，多尔衮大约十万余人，李自成大约十万余人，吴三桂大约五万余人。重要的是，吴三桂还掌握着山海关关城和四个卫城，他倒向那一方，那一方就将占据地理和兵力上的双重压倒性优势，足以重创甚至歼灭对方主力。
李自成、刘宗敏的个人缺陷，一系列决策错误，还有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和糟糕的军纪，生生把山海关轰开了一个十万人都补不了的大窟窿。
山海关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破了。

多尔衮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马上下令由图赖率军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部队，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一百多骑脱走。山海关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
吴三桂回到关内，按约定命令全军剃发，来不及剃的用白布缠在肩膀上或者背上，以区别于大顺军。清军大将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李自成这时已经发现清军的到场。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注释中说“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其实，清军的十万多大军全都驻扎在山海关两里处的欢喜岭，并没地形上的遮蔽，哪怕只凭肉眼，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不见。
只是此刻的李自成还不能确定清军的动向，也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归顺清军。不过即使知道，他除了孤注一掷外，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在这时临阵退却，无疑结果是毁灭性的。尤其在八旗军和关宁铁骑的骑兵面前，更是如此。
他也知道，如果再继续攻城的话，大顺军的伤亡太大，万一清军介入，大顺军很可能会不战自溃。因此他把部队聚集起来，在山海关前从海边到北山一字排开，准备和吴三桂以野战决胜负。此刻，他只有希望清军这次来是想观察双方实力，而不会介入战斗。
不过，李自成对自己的野战技法还是很自信的。

这次战斗，是山海关大战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战力和悍不畏死的气势。
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今石河西、团练部落一带。他身后的阿济格、多铎部队被关宁军遮挡起来，东边多尔衮的部队则一直延伸到海边。
李自成在野战的技巧和战术上，是相当出色的。《明史》中对他的作战方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这种战法，和汉尼拔的战法惊人地一致，如出一辙。但骑兵和己方其他部队距离极近的情况下在战斗中佯败诱敌，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溃退，所以需要组织者具备极强的战场控制能力和很高的个人魅力。不过多年来的战斗记录证明，李自成是具备这两点的。
战斗打响后，战场上“炮声如雷，矢集如雨”，吴三桂、吴国贵等为前锋，率领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的“三堵墙”。
吴三桂和关宁军都知道成败在此一举，所以格外勇猛，来往冲杀，虽然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一开始在战斗形势上并没有处于劣势。
惨烈的搏杀，自早上起一直杀到午后。李自成的“三堵墙“战法慢慢地发挥了作用，吴三桂所部因为兵力上绝对劣势，终于开始显露出败象。
吴三桂的四万部队被两倍于己的十万大顺军包围在中间，虽然他左冲右突，多次冲开大顺军的包围圈，但随即又被李自成在庙岗上用旗号指挥机动部队补上缺口，因此始终无法杀出重围。
彭孙贻《流寇志》说：“自成、宗敏知边兵劲，成败决一战，驱众死斗。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多尔衮自开战后一直在冷眼旁观。
他虽然已经进关，但依然没有仅仅因吴三桂剃了发，就彻底相信了吴三桂。剃发并不算什么，如果存心要设计讹他，就是剃个光头，估计吴三桂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他留了一手。进关的清军大约是五万多人，还有一半部队则在山海关城内和关外驻扎守备。万一吴三桂有什么动作，他只要往山海关里一退，就安全了。
不过吴三桂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毕竟他们之间打了十几年的仗，这个人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还有点把握。可对李自成，他则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全部来自于洪承畴的口述。
多尔衮很清楚北京是个什么样的都城，他自己就曾经两次率大军攻打过北京，都是无功而返。而李自成这回轻而易举地一举拿下了北京，这对他的震动极大，他甚至在怀疑李自成会乘胜攻打辽东。所以在战前，他曾对阿济格等人疑惑道：“吾赏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无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志乎？”
他今天一直迟迟不动手，让吴三桂先行发动攻击，实是一举数得之计。万一变生不测，吴、李二人也实力有所折扣，自己不至于全军尽墨，还可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明季北略》）
现在，仗已经打了半天，他想要知道的，也都知道了。因此当他发现吴三桂的部队开始呈现败像时，他立刻决定全军出击，如果吴军真的被击溃，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清军终于出击了。

列阵在关宁军背后的阿济格、多铎，至少拥有两万骑兵。他们从吴军西面绕出，向大顺军侧翼发起了攻击。
也许历史真的由无数巧合组成的。此时在山海关地区，突然自西向东刮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飞砂走石，遮天盖日。沙尘暴。
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剧烈扑击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更不要说战斗了，一时乱成一团纷纷后退，战斗力急剧降低，几乎处于无法还手的状态。
但清军却是顺风而来，战斗力不但完全不受影响，还因顺风使得弓箭的射程大大增加。密集的箭矢犹如雨点一般落向大顺军，随后骑兵冲进了大顺军阵。瞬间，大顺军阵尾就被彻底击溃。
李自成在庙岗听见西面战场突然杀声振天，转身一看，只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明季北略》、《烈皇小识》）
李自成的率先撤退，致使大顺军军中无主，失去了指挥。
而战场上因清军的介入，兵力对比是十万对十万，还不算关上的五万清军。大顺军的兵力优势不但彻底消失，还转变为劣势。两万多清军骑兵和四万吴军对大顺军形成了里外夹击，加上多尔衮率领的三万多预备队适时发起总攻，大顺军全军溃散，头号大将刘宗敏身负重伤。大批大顺军部队被清、吴联军压向东面，但东面尽头是老龙头的海面，再无退路，跑到这里的大顺军沿着海边继续溃退，或被杀，或溺死，几乎全部身亡，清、吴联军一直追杀到四十里外方才收兵。
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撤退的很突然，其表现极不负责。大顺军此役败得如此之惨，伤亡如此巨大，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说他的战场经验相当丰富，不会如此轻易就弃军逃跑。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清军到达后，他就一直在忧虑清军的介入，但因为已经没了退却的可能，所以只能孤注一掷赌一把。因此当他发现清军真的介入了战斗，自己在兵力上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清军一出手就击溃了大顺军的侧翼，和吴军对大顺军形成夹击之势，另外他也很清楚大顺军已经连续激战两天一夜，疲惫不堪，战斗力大不如对方的生力军，所以立刻彻底失去了战胜对手的信心，话一说完便转身奔回了北京。
山海关一役，李自成率领的东路大顺军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再战的能力。但具体的伤亡人数，没有明确记载。只是有不少记载说此役大顺军步兵几乎被全歼，骑兵伤亡过半。这个说法似乎比较可信。骑兵速度快，撤退较为快捷，可以很快撤出战场。而大顺军步兵本已激战了两天一夜，又被刚加入的生力军——满清的两万骑兵所包抄，加上吴军和多尔衮主力的合击，确实很难逃出生天。
这次战役中死亡的双方士兵遗骸，甚至在三年后还依然可以看见，足见死亡人数之多。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当地乡绅佘一元在他的《石河西义冢记》记到：“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前面提到在清军营中的朝鲜人于《藜燃室记述》中道，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结语：山海关之战和大顺失败、神州易手

山海关之战的代价是惨重的。
但山海关大战的代价，绝不是神州无复汉衣冠，也不是大顺政权的失败。因为即使吴三桂不降清，即使没有山海关大战，大顺政权在南明和满清的夹击下，也迟早会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不少人把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首先归结于部分领导人以及部队在进北京后开始腐化变质，这么说其实不是很确切。
大顺政权的失败，应该说是两个原因导致的：一，确实大顺政权中有部分人开始出现变化，有腐化现象。二，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却还没有彻底变质，这两者合并起来，才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彻底变质了，也许就不会失败了。
大顺军入北京后，腐化不是人人都有，大顺军中还有如宋献策、顾君恩等不少很清醒的将领和幕僚存在。在四月八日后，李自成也从部下的反映中，开始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的危害，于是下令停止。
但不管在什么朝代，一旦这些类似抢劫、破坏的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并被推广成为一项运动以后，马上会进入一种失控的无序状态，绝无可能那么容易就被制止。即使是发起者也一样不能。
这些腐化行为最大的问题，是直接损害了大顺政权在基层百姓中的形象。李自成农民军的主力构成是饥民和流民，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灾区以及被明朝财政制度、贪官污吏们盘剥得无法生活的西北、西南等农村，“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而在如北京、开封、济南等这样大、中型城市中，以及南方大片工商业极其发达的城镇里，百姓大多是有家室的市民。虽然同是处在社会底层，但和农民军有着极大不同。南方地区未有如西北、西南等地一样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一个例证。对这些自耕农、工商业者、士绅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不是满街抓人拷打索取财物（即使对象是官僚），随意斩杀官绅士民的政府。
而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政策，又极大地损害了处于上层的官僚地主集团及中层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于是大顺政权的腐化行为和“追赃助饷”政策合并在一起，就得罪了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和原明朝官僚集团。虽然在初期，有不少明官吏归顺和争相要求大顺政权录用，但随着“追赃助饷”政策的展开，相当多的人开始忐忑不安乃至畏惧，直致抵触、反对。
一个政府没有最基本的立国之本——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而是靠“劫富济贫”这么一种近似抢劫的形式，来维持庞大的财政和军费开支，显然是不具备统治天下的政治可能的。虽然大顺军有部分财政记录保留下来，但如顾诚先生所说，那正是一份追赃助饷的记录：“……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从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财政和赋税制度，也没有试图建立过。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李自成的东进速度过快，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和政治方针、政策准备的情况下，就占领了明帝国首都，摧毁了原有的国家机器。
虽然大顺政权在西安就建立和任命了各个部门及官吏，但那只是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标志性举动和利益分配，并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轨道。同时大顺政权录用的明朝中央机构官吏极少，地方官吏则是以没有出仕过的士人为主，明朝官吏也一样录用的极少，看李自成等人对待吴三桂、陈演、魏藻德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大顺政权不能在收服他们后妥善安抚并使用明朝官僚集团。这一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整个大顺政权从上到下都缺乏有经验、有能力运作国家机器的高、中级官吏。
因此，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进入北京，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时，整个大顺领导集团根本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它们正常运转起来，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它们尽快正常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这部机器。
大顺农民军始终没能从农民起义这个角色中成功转型。他们虽然摧毁了旧有统治集团，但却没能由农民军最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可只要他们一日不完成这个“质变”，就一日不具备重建新秩序的可能，而只能担负摧毁原有秩序的任务，所以他们占领北京后依然停留在摧毁阶段，没有进入建设阶段。
因此，无论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都只能影响大顺政权的消亡速度，而不会改变其失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山海关大战之后，大顺军光是在山、陕境内的兵力，依然还数倍于满清军事集团。所以这一战也根本谈不上是影响双方兵力对比的真正决战，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
也许会有人说，大顺政权在立稳脚跟后，自然会开始建立专政机器。但可以预见的情况是，大顺政权在进入北京后，马上要面临北方迅速崛起、正处在鼎盛时期的满清军事集团倾国而来的猛烈攻击，同时要应付南方残明势力的进攻，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境地。且不说在甲申四月间残明势力就已经准备北上勤王，就是在满清开始侵占河南、山东等地的潼关大战期间，史可法在没有事先和清军达成联盟协议的情况下，照样派遣他手下四镇中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兵团北上准备进逼潼关，单方面配合清军进剿大顺军，而不是抗击清军。所以，先不说大顺集团会不会有这个思想意识去建立国家机器，即使有，他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建立、实施依然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能不能建设成功则更是一个充满无数巨大变数的假设。而且，历史也无法假设。

另外，山海关之战的结果，也不影响满请军事集团进入中原地区这一最后结果，能影响的也只仅仅是他们进入的速度。
满清军事集团在知道大顺军东进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对手将是大顺政权。面对这个情况，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位政治经验极其丰富，在明、清都首屈一指的能臣，已经和多尔衮制定了与满清军事集团以往入关时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和各项政策。
甲申四月初，范文程上疏制定了此次出兵的各项大的方针政策：“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河北一定，移各官吏妻室，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则见闻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当于长城以西，择坚城屯兵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便，惟摄政诸王察之。”
洪承畴在知道大顺攻占北京后，在入关后的政策上再次重复了范文程的意见：“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乃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
然后他又依据和大顺军作战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事实证明，洪承畴的意见是极其正确的，而他对大顺军反应的预料也非常准确，确实可称“知己知彼”。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如洪承畴所说那样，“今得京城，财足气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罄府库而遁。”实际上，在李自成还没有决定讨伐吴三桂之时，就已经在溶铸金、银，准备运往西安；而后在西撤时，也真的先搜刮府库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在大顺军西撤后，多尔衮利用吴三桂全家被杀复仇心切的心理，命他与谭泰等人率军穷追猛打，李自成沿路不断丢弃财物，一面减轻负担，一面想以此减缓吴三桂的追击速度。但吴三桂部队不顾财物而急追不舍，追击中两战两胜，斩谷可成，伤李自成、左光先等，大顺军节节败退，一路奔回陕西。这个状况，甚至包括应该截取李自成从北京带走的财物等等，都一样落入了洪承畴的精确计算中：“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满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满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满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满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
满清在入关后，就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 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满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以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有如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清朝统治者任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这样名重才高的汉官以及大量原明朝高、中、低级官吏，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他们治理及运作国家机器能力的这个政策，是相当明智的，对入关后稳定和建立满清皇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顺和满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是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也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满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的这一易代之变，也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汗青 2004.11.24

（1）《三国志》裴注记曰，秦宜禄系曹操养子秦朗生父：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
又：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